曾国藩死后120多年来，人们对他的一生功过是非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论。誉之者，将他推崇为“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的完人；毁之者，将他指斥为“汉奸”、“刽子手”、“卖国贼”而加以全盘否定。但谁也不得不承认，他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自古以来，家庭教育是一个令人头痛、难于下手的大问题。儒家人生信条中把“齐家”放在“治国、平天下”的前面，就很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普天下的父母，大凡都期望子女能成龙变凤，或乘龙跨凤，至少也得攀龙附凤。然而，少爷小姐们往往不争气，吃喝玩乐，不思进取，老爷太太们花钱费心的结果，却只造成一辈又一辈的“高衙内”和“孔二小姐”，徒然给后世戏台和街谈巷议提供笑骂之资而已。原因何在呢？尽管因时代不同、阶级利益有异，要求的标准也不一样，但我们可以作出明确的认识：教育子女的方式方法和基本内容不同，子女成才的功效也就大不一样。曾国藩权绾数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谥称“文正”，可谓一位正牌的“高级干部”，其家人子弟完全可以坐享他的“余荫”而过着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但他寒窗苦读数十年，从政治军数十载，备受艰辛，深知名誉、地位、家业来之不易，极望曾氏世代显赫，永不衰败。可是，他在现实生活中目睹那些达官显宦之家的子女，不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困守祖父辈留下的基业，就是挥霍浪用，吃喝嫖赌，横行市井，无所不为，家业荡然无存的诸多事例，内心深感不安。于是，他面对现实，从封建传统文化中寻找根据，经过自己的理解、消化，独创一套家教理论和方法，对子女们温言细语，不厌其烦，言传身教，谆谆诱导，最终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子侄辈中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自学通英语，成为清末著名爱国外交家；曾纪鸿虽不幸早死，但在古算学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曾氏孙辈中出了曾广钧这样才华横溢的诗人，曾孙辈中出了曾宝荪、曾约农、曾昭抡、曾昭煜这样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玄孙辈中出了曾宪植、曾厚熙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画家。等等。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曾国藩的家教理论和方法，不仅对曾氏家族子孙后代产生了积极效果，而且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士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从清末到民国，自富家到贫民，不管是官僚士大夫还是一般民众，大都把曾国藩家训视为教育子孙后代的典范，且时至今日仍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一定的痕迹。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在于曾国藩家教理论和方法，体现了学术与事功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贯穿了经世致用这一实学精神的主线。换言之，曾国藩的家教理论和方法，是对传统家教观在新的时代环境条件下的继承和弘扬，并且体现出独有的特色。历史不能割断，历史具有连续性。曾国藩的家教理论和方法亦是如此。尽管这其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深深的阶级时代烙印，但通过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辨证哲理的精华，还是很有现实借鉴意义的。这恐怕就是近20年来各种版本的曾国藩家书、家训相继印行且为读者所喜爱的主要原因之一。 尤其值得欣慰的是，近20年来有关曾国藩家训的整理和研究，不仅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而且受到学界以外众多同志的关注和参与，谢树坤先生的《曾国藩家书》就是这种关注和参与最好的例证。我作为一位对曾国藩研究有兴趣且稍有心得的史学工作者，受谢先生之托，义不容辞为此书出版说几句话，权且作序吧。 首先，我想要说的是，谢树坤先生的精神可嘉。他并非专业学者，且长期从事行政领导工作，但自1996年机构改革退居二线后，没有因权位的失去而怨天尤人，而是保持着一种平静的心态，静坐书房研读曾国藩的著作，摘抄其名句，品味其趣旨，“陶冶情操，训示子女，教育后人。”曾用两年时间，按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将曾国藩的160多万字的日记，选编为一部20多万字的《曾国藩日记》精华本自费出版。随后，又花两年多的时间，编成这部20多万字的《曾国藩家书》精华本，仍将以自费形式出版。更为可贵的是，为了编好这部书，谢先生曾自费走访了湖南有关单位和个人，不仅开阔了所选资料的范围，而且为自己理解资料的深层内容提供了条件。谢先生为什么这样“老不歇心”？其动因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历史责任感、时代使命感，是一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予以借鉴的务实精神。如果这种责任感、使命感和务实精神在全体国民身上体现的越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就越有基础，越有深度和广度。 其次，当我粗读谢先生的《曾国藩家书》选注之后，感到该书的特点十分明确。这就是说，谢树坤先生并非重复他人的劳动，而是有一个明确的思想指导其编书。正如他在《前言》中交代：“《曾国藩家书》原著，对研究者和收藏者来说，视为珍宝，但对一般读者来说，一来价格昂贵，二来不便阅读，望而生畏。编者完成的《曾国藩家书》选注，是一般有文化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军人士兵、实业家和各级干部等茶余饭后、闲暇时间的有益读物。”细心的读者通阅全书后不难发现，谢先生的这一初衷基本得到实现。在占全书四分之三篇幅的曾国藩家书中，作者对每一篇家书文字的选取坚持了“取其精华”的原则，而非对以前各类版本曾氏家书的照搬。为了便利一般读者阅读，作者对每篇家书作了简要提示，并且对一些难字、难词、历史典故和历史人物等进行了简短精要的注解。尽管其中存在着某些不确切之处，但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关于曾国藩家书的简明读本。 此外，在占《曾国藩家书》选注四分之一篇幅的附录文字中，作者对曾氏兄弟及十几位后裔的生平事功作了一番简略的介绍，有利于读者了解曾国藩家教理论和方法所取得的客观效果。尽管这其中的许多史实参考或借用了他书现有成果，但也有一部分人物小传材料系作者亲自走访收集所得，凝聚着作者的巨大心血和务实问学的精神。对此，我们也应该给予肯定。 曾国藩的家书，是他那个特定历史时代下的产物。我们今天研究曾国藩家书，不是为了走回头路，不是特别喜爱封建社会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而是为了在反思历史、正视现实、憧憬未来的过程中，力求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从具有客观历史效果的曾国藩家教理论和方法中，寻找到有关可资借鉴的“精华”所在。这个“寻找”，不是靠少数学者坐在书斋里绞尽脑汁去冥思苦想，而是要靠广大读者去直接识别、理解。谢树坤先生编注的《曾国藩家书》，则是为一般读者识别、理解曾国藩家教理论和方法，提供条件的一个有益的尝试。 成晓军 成晓军系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系副主任。曾参与《曾国藩全集》的整理，著有《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曾国藩家族》，主编《名人评曾公》、《简明中国文化史》、《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等书其业绩被收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主编的《世界名人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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