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面临进京赶考之际，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告诫同志们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作为“两个务必”的核心内容之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我们党内在的精神内核之一，是凝聚党心民心的法宝。正是我们的党、我们的领导人始终以保持这种优良的作风自律，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

今日本报推出“坚持和弘扬‘两个务必’特别报道”第三篇：不骄不躁。

本报记者 石雅彬 通讯员 周艳芝 程静 周佳佳/文

    西柏坡时期，作为中央领导核心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互相尊重，彼此信任，其他书记有不同意见总是向毛泽东直言陈请，毛泽东也总是能虚心听取并采纳其他书记的正确意见。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央领导集体实行集体办公，每天晚上8点左右，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都准时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开会，他们研究战报，各抒己见，互相补充，共同商量，集体决策。毛泽东不仅在书记处开会时，而且在诸如签发军事电报等事上都注意听取并集中大家的意见，形成了一个民主和谐高效决策的机制。

    谦虚的事例不仅体现在五位书记之间，同样体现在上下级之间。1948年1月22日，粟裕经过深思熟虑致电中央，提出了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战略构想。由于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战略构想，所以，在电报的最后，粟裕用了“管见所及，斗胆直陈”的语句。按照中国电报地支代月、韵母代日的惯例，1月22日为“子养”，这封电报称为“子养电”。

    粟裕并不知道，他的电报传到中央军委的时候，中共中央已经作出分兵渡江南进的战略决策，中央军委电复粟裕：拟令他率部渡江南进，并要他就渡江南进的时机、地点和方法等问题“熟筹见复”。

中央的决策是分兵渡江南进，粟裕的建议是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与中央军委的决策显然是不同的。粟裕经过缜密思考，给中央军委发了回电，一方面就部队渡江南进的时机、地点和方法谈了意见，另一方面重申了自己在“子养电”中的观点和建议。

    接到粟裕的电报，毛泽东特意把正要返回华野的陈毅留下来，一起进行了研究，认为还是分兵渡江南进最能调动中原敌人回防。2月1日午夜，毛泽东起草了给粟裕的复电。于是，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南下的3个纵队移驻濮阳地区休整，全面开展渡江南进的准备工作。

    粟裕拿着中央军委的电报凝神思考，时而在地图前精确计算。经过反复权衡比较，他认定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更为有力。但是，要不要再次向中央进言呢？经过两个多月反复思考后，4月18日，粟裕再次“斗胆直陈”，向中央军委建议，华野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

粟裕关于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3次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报，请粟裕到中央开会，“商量行动问题”。4月底到5月初，中共中央在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了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了粟裕的汇报，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采纳他的建议，华野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中央的这一决策，树立了上级善纳良策、下级“斗胆直陈”，上下结合、个人与集体结合，科学化、民主化决策的光辉典范。

    在西柏坡，毛泽东一直保持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反对过分地颂扬个人，反对将他抬至过高的位置。毛泽东思想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毛泽东曾多次反对过“毛泽东主义”这一提法。

西柏坡时期，1948年8月13日，华北大学成立前夕，校长吴玉章致电周恩来，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就要“学习毛泽东主义”这一想法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周恩来转来的吴玉章电报后，于15日致信吴玉章，纠正了他的提法。信中写道：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前夕，在确定名称的问题上，毛泽东再次拒绝了“毛泽东主义”的提法。他专门致信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请告东北局，不用‘毛泽东青年团’名称，一律称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无独有偶，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设计人民币票版时，把毛泽东像作为主图绘制在人民币上。当票版报请中央审查时，却被毛泽东谢绝了。理由是，钞票是政府发行的，他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要印也要等将来他当了政府主席后再说。最终人民币的票面设计以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建设图景为图案。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当面请示毛泽东，他说：“毛主席，您现在已经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了，人民币上可以印主席像了吧！”毛泽东仍然拒绝，理由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当上了，但当上了政府主席也不能印。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已作了决议，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歌功颂德，防止滋生骄傲自大、以功臣自居的现象。因此，现在也不能印他的像。这时，南汉宸才理解了毛主席拒绝把自己的像印在人民币上的真正原因。

  

    毛泽东不仅对自身要求严格，在待人方面更是虚怀若谷，展现着一个伟人的谦虚情怀。在西柏坡，党中央已经着手筹划召集新政协和建立新中国。毛泽东同志亲自写信、起草电报，征求许多知名民主人士的意见，邀请他们到解放区共商国是。为团结最大多数人民，吸取国民党失败的教训，毛泽东谦逊备至，邀请国内享有盛誉的民主人士。

    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信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负责人沈钧儒，征求他们意见。信中说：“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在给陈嘉庚的信中说：“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在给司徒美堂先生信中说:“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对于这些民主人士，毛泽东用词极为谦逊。

    中央工委到达西柏坡不久后的一天，朱总司令去北冶的33兵工厂视察回来，乘坐一辆很破旧的吉普车，颠簸着走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山路不平，车子破旧，时不时要停下来修。开到滹沱河滩上，车子彻底陷住了。

就在大家手忙脚乱帮忙推车的时候，新来不久的警卫员刘万帮发现车里的朱总司令不见了。他看看左右，身边的三个人都在满脸冒汗地推车，没看到首长。他顾不上打招呼，转身就回去找首长。等大家把车子推上岸，见小刘急匆匆跑回来，有人问：“你到底丢什么了？”小刘站在河边，眼睁睁望着对岸的同伴，着急地问：“我们的首长哪儿去了？”

    听他这话，对岸的人“轰”地一声笑了。

    小刘定睛一看，朱总司令就在人群中好端端地坐着呢！原来刚才总司令在跟大家一起埋头推车，小刘哪想到，总司令能如此平易近人呢！他低着头红着脸，一句话也不说。

    朱总司令却说：“小刘不把我当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