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石门沦陷以后，日寇除扶植建立了伪市公署，还操控汉奸在本地建立了一些石门市新民会、石门市剿共委员会等组织。石门伪政权为了清除国共两党此前抗战宣传的“思想流毒”，开展了所谓“反共倒蒋”弥兵救国宣传运动。日伪当局对抗日实施了高压态势，营造了恐怖的气氛。国共两党地下组织在石门市分别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地下抗日活动。

  □特约撰稿/河北广播电视大学教授 李惠民

  

  伪政权的“反共倒蒋”宣传运动

  

  石门市沦陷以后，日寇除了扶植建立了伪市公署，还操控汉奸在本地建立了一些亲日组织。例如，石门市新民会、石门市剿共委员会等。此外，还成立了石门兴亚一心会、石门市警团后援团等日伪联合组织。石门市伪政权组织秉承日军侵华意志，大力宣传“中日亲善”，“建立大东亚新秩序”，鼓吹苟安奴化思想，在徐州、开封、九江、广州、武汉等地陷落后，石门伪政权都一一组织举行了庆祝大会。为了清除国共两党此前关于宣传抗战的“思想流毒”，隆重开展了所谓“反共倒蒋”弥兵救国宣传运动。

  1938年石门伪政权在全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排查工作，检查了全市所有书店和书摊，以及民间流传的一切宣传抗战的读物。凡属查抄的违规物品，没收后一律由市公署宣传科监督焚毁。市内残留的国共两党标语和宣传墙报遗迹，也要一律彻底销毁，特别提出了要清除公共场合以及商业广告和刊物中包含的国共两党宣传的遗存和遗迹。与此同时，全市还召开了各种不同群体参加的反共倒蒋座谈会，让市区各界名人举行讲演会，举办新民歌曲演唱宣传周活动等，在市民中大力推广演唱卿云歌、新民歌、剿共灭党歌等。为了呼应各个沦陷区开展的反共倒蒋运动，石门市公署宣传科联络新民会，在全市统一组织了剿共灭党宣传周，举办了反蒋大会，实施了反共救国运动等一系列活动。日伪当局还极其阴险地组织所谓“归顺”的八路军参加各种反共宣传大会，以现身说法污蔑和诋毁八路军，试图消弭广大市民的抗日情绪。石门市公署宣传科对此次宣传活动可谓是煞费苦心，他们为此设计了一系列所谓宣传创意活动，例如，在全市开展了悬赏征集反共作品，在民用器皿上加盖反共倒蒋图标，在人力车上张贴反共倒蒋漫画等。

  日伪当局通过日本宪兵队、特务机关、对共调查班、兴亚一心会、警团后援会等，对抗日力量实施了高压态势，在石门市城区实施了严密控制，营造了非常恐怖的镇压氛围。

  

  共产党在石门市组织的地下活动

  

  中共冀中、北岳、太行山等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先后派遣精干力量潜入石门，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地下工作。在各个根据地的城工部、敌工部、军分区、情报、公安等系统的党组织领导下，石门市地下党冒着巨大危险，为抗战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石门市开展的这些地下工作，主要体现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和大反攻阶段。1941年中共北方分局建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由住在平山县拦道石村的聂荣臻兼任书记。为了保存和积蓄城市党的力量，当时的北方分局决定将不在城市内设立统一的地下党领导机关，党组织领导机关一律设立在农村根据地。当时曾规定，地下党采取多头单线的组织形式，进城的地下党一律不发生横向联系，而且特别强调城市工作要严格划分敌伪军工作、情报、除奸以及群众宣传等地下工作不同类别。为了减少地下党的损失，冀晋第四军分区司令部根据形势需要，决定进一步缩小地下工作的目标，将中共石门市地下工作者划分为三个部分：即专门采购物资，为保证根据地物资供应的；专门侦查日伪军事情报的；专门负责宣传和发动群众工作的。

  1942年日寇开始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大扫荡，同时也加强了对石门市封锁控制和严密搜捕。据徐文英《抗战时期的石门情报站》一文记载，1942年中共晋察冀边区公安总局正式建立了“石门情报站”，派遣王应慈负责石门市情报站的工作。张子元、王子兴、张景熙、李慎之、靳英等地下党先后打入日伪谍报班、情报室、宪兵队、特务队、市公署、建设总署、剿共委员会情报科等部门。另据中共石家庄党史人物资料记述，冀晋第四军分区也先后派出梁计民、倪青云、焦许昌、邢剑云、潘树森等打入石门市，开展地下搜集情报工作，他们先后在市内的西花园吴英明诊所、维新商行等建立了联络点。一般派出人员都会进行简单的培训，例如，潘树森在1941年春被派往北岳四分区侦察股进行短期培训，此后便以分区侦察员的身份参加了石门情报站的工作，在石门“潜伏”期间，他曾更换过许多职业。最初，他以自由职业为掩护，利用人地较熟的优势在市内发展地下情报人员十余名，及时掌握日伪军在市内的活动及驻防情况。1943年初，潘树森以日本北支棉花株式会社打包厂库管员的身份，再次潜伏石门市地下，开展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他通过发展情报侦查人员，组织发动工人怠工，以偷工减料的方式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

  中共地下工作者一般都是单线联系，有着极为严格地的身份保密制度。打入建设总署石门河渠工程处的地下党王子兴，在《战斗在日伪建设总署》的回忆录中提到，他本人由晋察冀边区派遣潜伏，开展敌占区的社会调查，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同时还有太行区石门城委会在建设总署和下属的机械修理厂的工人中先后发展的了田清泉、武世泽、武鸣岐、赵根波、马汉英等中共地下党员。他说：“我们虽然都是单线领导，互不认识，互不联系，但开展我党地下革命工作，都有不约而同的目的和任务”。中共地下党王子兴，不仅搞到了日军驻石门的城防地图，还曾利用特殊身份悉心分析出了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由北京赴山西临汾的机密情报。

  总之，中共地下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确实在获取日伪军事行动计划、敌方政治经济活动的重要文件以及营救被俘干部等方面，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为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日伪石门兴亚工作队的策反与倒戈

  

  日寇为实现其“以华治华”的策略，曾阴险地诱惑战俘中的八路军干部、战士组建了所谓“石门兴亚工作队”的特务组织，即石门感化院或感化队。兴亚工作队直属驻石家庄的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第四大队领导，即甲字1417部队。华北特警队第四大队的司令部就设在石门中学，即东兵营内。兴亚工作队的活动范围主要在石门市郊附近地区，日军给它设定的任务是搜集中共解放区的政治、军事情报，抓捕抗日军政人员以及抗日群众，并监视其内部特务们的行动。

  当时晋察冀四分区正准备派遣原三十六团侦察连指导员马景，打入石门敌人内部长期潜伏，建立党的情报站。马景以小商贩身份到石家庄，找到同乡刘振华帮忙联系工作，后来通过朝鲜籍翻译金永南得知，1417部队现在正筹备成立石门兴亚工作队，而且非八路军干部不要。于是，马景便冒充1942年请假未归的八路军排长，打入了石门兴亚工作队。此外，打入石门兴亚工作队的地下党还有孙树元和被俘干部杨玉生等人，他们都在特务组织里面分别担任了小队长、班长等职务。马景等人利用这种既公开又隐蔽的方式，在这个特务组织中从事着抗日工作。一方面兴亚工作队是作为日伪特务组织而存在的，是被置于日军的严密控制之下的；另一方面，潜伏在兴亚工作队的地下党，利用日军要求抓捕共产党员的机会，也抓捕了一些汉奸特务，并给抗战力量提供了一些日军活动的情报，做过一些有益于抗日的工作。例如，有时通过透露信息，掩护抗日工作人员转移；为根据地购买紧缺物资等。

  后来，经地下党张子元介绍，石门兴亚工作队的班长杨玉盛、张宝柯，与中共太行区一分区武工队取得联系，在党组织协助下，兴亚工作队全体80余人，携带枪支并将日军曹长和翻译捆绑着，一同投奔了太行八路军。

  

  国民党在石门市的地下活动

  

  “七七事变”前，国民党获鹿县党部盘踞石门市，主持发动本地的抗日运动。其宣传抗日思想的机关报叫作《石门救国日报》，该报以“高揭抗日救国之宗旨”，宣传发动民众抗日的影响颇大。其党部所在具体地址，资料记载并不一致，据《石门市事情》记载，国民党获鹿县党部就设立在桥西的木厂街，也有资料记述说，国民党获鹿县党部设在桥东。例如，傅继文在《解放前国民党在石家庄的县市党部》一文中记载，“石家庄在‘七七事变’前，隶属河北省获鹿县管辖。国民党获鹿县党部设在石家庄地道桥东边，旧公兴存街（民生街）东头路北。”石门沦陷后，党部撤离，报纸停刊。

  据有关文史资料记载，在日寇占领期间，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组织各县流亡人员成立沦陷区党务督导区。石家庄以及周边获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