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光绪年间，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张之洞一再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并且主张“师夷之长以制夷”，引进西方的技术，实现富国强民。其中兴建京汉铁路及其分支线路就是在他的提议下开始的。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政府接受张之洞七年前的建议，决定修建芦（沟桥）汉（口）铁路，并且以该路为干线，邻省可修建支线与之衔接。 山西巡抚胡聘之推崇张之洞“利用晋铁”的主张，于同年五月（公历6月）疏请修建太原至正定的铁路支路，公历7月8日，得到光绪皇帝批准。 1902年，由法国和比利时投资兴建的芦汉（京汉）铁路修到了石家庄村东并在石家庄设立了车站，因石家庄村名气不大，以相距不远的振头命名，叫振头站。 1903年2月正太（今石太）铁路准备动工兴建，为了减少费用，避免在滹沱河上重新架桥，将正太铁路起点由正定改为振头站。石家庄成了两条铁路的交汇点，而由此带来了一个区域在世纪之初的重大变故。 20世纪初叶，石家庄村还是获鹿县辖下的一个村庄，那时的获鹿就是通燕赵、连三晋的货物集散地，素有“日进斗金的旱码头”之称，但是，随着正太铁路的兴建通车，日进斗金的旱码头东移，石家庄逐渐取代了获鹿的地位，日渐繁荣的商业、服务业，成为石家庄向近代化城市迈进的又一重要因素。 几经周折，1904年5月，正太铁路全线开始施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1907年10月）全线竣工通车，使石家庄村东一举成为京汉铁路与正太铁路的交汇处。 正太铁路为一米窄轨，与京汉铁路不能互通火车，加上长期由法国人经营，所以石家庄当时有两个火车站。 1925年6月24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令，批准直隶省属11个城镇自7月1日起实行市自治制，其中“石家庄市”“以石家庄为其区域”。但是，由于石家庄村及周围工商业人口还不足一万，所以，获鹿县决定把铁路以东的休门、栗村合并在内，使这个新市镇的人口达33077人。经过多方协商，以石家庄与休门两个村村名中各取一个字，称为“石门市”。同年8月29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指令第12713号，批准“将直隶省石家庄、休门两市合并，更名为石门市，以符名实。” 1928年，中国开始将“市”作为一种行政建制，石门市撤消。 1930年，石门产业工人总数已达16000多人。1933年7月，石门总工商户约230余家（包括银行，钱庄、工商企业）。随着交通地位的提高，电信、邮政事业也不断发展。为适应日益发展的工商业，石门的社会管理机关也不断增加，政法方面有石门地方法院，石门地方检察院、石门特种公安局；税务方面有石家庄统税管理所、石门区税务征收专局、石门屠宰检验税局，西南区矿产税务局，河北第九区烟酒稽征分局、获鹿县油饼花籽牙税征收所等等。与此同时，驻石门的军队、宪兵及各类行政机关、军政、商税各界官员、随员不断扩充，人口不断增长。 1937年6月石门总人口已达72100多人。从当时的城市规模和交通地位来看，石家庄已经取代了获鹿城作为晋冀两省之间物资集散地的地位，并且正在取代正定城逐步成为这一地区内交通、邮政、通讯中心。 1937年10月10日，日本侵略军占领石门。他们十分看重石门的交通地位，采取一系列手段，把石门培植成他们长期侵占华北的军事基地。一方面大量增加兵力，拓展城市规模，强化城市的军事地位。另一方面在这里扶植傀儡政权，1938年1月15日扶植设立了伪“石门市政公署筹备处”。1939年伪河北省公署呈文给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称：“石门地当冲要，居京汉路中枢，正太路起点，物产丰富，工商荟萃，人口虽不足三十万，而政治、经济具有特殊情形，拟请准予设市”。同年10月7日王克敏签发《行政委员会指令（秘字第1027号）》，批准石门设市。 1941年，石家庄至德州的铁路建成通车，将京汉铁路与津浦铁路连接起来，使石家庄的交通经济地位进一步提高。事实上，日伪时期的石门市，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已经远远高于正定、获鹿两个县城，而成为这一地区新兴的中心城市。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武装力量坚持活动在正定、获鹿等周围各县，不断地对石门日伪政权进行打击，所以，石门市只是一个侵略者控制下的军事重镇，在行政，区域管理、经济辐射和文化影响等方面还不具备中心城市的属性。 1947年11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石门，在石门市建立了第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人民政权。同年12月26 日，石门市人民政府发布通知，将石门市更名为石家庄市。同时，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标志着其政治中心地位的初步确立。新中国成立后，石家庄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进一步提高，成为石家庄专区所在地，管辖正定，获鹿等17个县，从此，真正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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