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女性档案》———“她们没有一个说后悔的”

2009年11月22日燕赵都市报   记者 宋燕

        2009年11月13日至16日，“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颁奖大会暨第九届中国女性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大学科学馆举行。在获奖作者中，北京社科院的张西格外引人注目，她曾采访了数十位幸存于世的八路军女战士，写成《抗战女性档案》，并因此获得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近日记者采访了张西，听她讲述写作《抗战女性档案》的幕后故事。

1.一对青年男女的碑文

    记者：为什么要写《抗战女性档案》？

    张西：不是我选了题材，是题材选择了我。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事情和人，打动了我，让我觉得如果我要是离开了，我不会轻松的。《抗战女性档案》这本书也是这样一种情况。

    记者：你采访的数十位幸存于世的八路军女战士，大多出身于大银行家、大地主、大资本家家庭，接受过高等教育，为什么要选取这样一个女八路军战士群体？通过这本书想表达什么？

    张西：十年前跟媒体的几个记者，被邀请到沂蒙山，去了一个叫做蒙山的地方，在一座烈士陵园，我被一个碑文所吸引。那个碑很小，上面写的是有一对男女，男的从南方福建来的，好像是大学生，他们都死在山东。我当时心动了一下，就想他们这么年轻，他们死在这，他们家人知道吗，当地人知道他们是谁吗？后来那些记者叫我我就走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十年后，很多事情都忘记了，突然有一天做梦梦到他们。那时我在电影学院读书，老师让我们编故事，我编了几个情感故事，自己都觉得厌倦。我梦到了这对男女。醒来后我就想，为什么不关注战争呢？战争当中的人性，表达才会更充分。之后我就独自坐着火车去沂蒙山了。一下火车我就问人家，我说：有这样一对男女，我也不知道什么名字，男的是从南方来的，职位还挺高，女的是政委什么的，两个人都牺牲了，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下。

    当地人就说，这儿有65座烈士陵园呢，你要找哪一座？我一下子就明白，这地方曾经死过很多人，这个地方曾经有过很多生与死，很多这样撕心裂肺的故事。我说要不你们带我去蒙山的烈士陵园。他说我们这有四座蒙山呢，东南西北，我也不清楚是哪个。我说这样吧，你们带我去最大的那座烈士陵园。我去的最大的当地烈士陵园叫“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半个小时后我就找到了这对青年男女的碑文。

    这次更让我震动的是，他们把碑文修整了一下，把他们的照片放上了，这是一对夫妇。一对男女都那么青春，那么腼腆，一看就是一对知识分子。我想知道这对男女的真实情况，但烈士陵园没有资料。我在网上查到一段文字，知道那女的在死之前，是在一个山洞里，曾经被人救过16天，她丈夫先牺牲了，到第16天日本人走了，但是日本人杀了回马枪，最后她让抬她的人走开，自己拿着手榴弹跟日本人同归于尽了。

    我当时就想知道，那个山洞还在不在？当时党办的人告诉我说，你来晚了，曾经抬女八路军战士到山洞里的这家人的媳妇，当时是18岁，去年刚去世。下山的时候，有人家做饭，炊烟和香气吸引了我，我就推开做饭的那家人的门，一进门就乐了，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棍站在院子里，她就是传说中已经去世的老太太。我就在她家院子里坐下来，她的媳妇一边拉着风箱一边做着饭，我就找出他们家的老照片，一张张翻看，那时一张有三个女孩子合影的照片特别美，吸引了我，照片上的女孩们青春艳丽又很朴实。中间那位女孩是《沂蒙山小调》的作词者“阮若珊”。当时我并不知道。照片底下写了一行文字说明：姊妹剧团演员合影，中间为团长“辛锐”。我一看这个辛锐和我要找的辛锐她俩不是一个脸形啊，可见史料记载的比较粗糙。那时我已经转入社会学的研究和学习上，马上有那种意识。所以我就想知道，这三个女孩子到底是谁？她们现在还在不在，她们当年是什么出身，她们为什么跑到山村里去待着。

    我也没有想到，一年下来我找到七八十个老八路，而且是找出了一个基本上没有报道过的大青山战役。

2.记录下那些残存的历史

    记者：9个月，去了哪些城市？通过什么方式寻找她们？

    张西：为了找到这些女八路军战士，我走了十一个省市。每个周末都在火车或飞机上度过，每个周一，我又赶回北京。主要是靠兴趣靠最原始的寻找方式找到她们。

    一开始没有线索。就像警察破个案子，案发之后要动用一切的手段，费尽脑筋要找到线索和源头。我采访这些老人之前，每一个人在此之前我都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人家只是说我提供给你一个名字，就说我是她的战友。一直找到最后，实际上大门已经打开了，会有很多很多信息进来。

    记者：为什么选“大青山突围”这段历史？

    张西：参加大青山突围战的主要是八路军的后勤人员，大概有六七千人，女的居多。在这过程当中，死了1/3，被俘了1/3，跑出来1/3，我们就找到了被俘和幸存的人，找到七八十人。当时的战役很惨烈，我们很少报道，这些人当中相当一部分是报社的，而辛锐，当时《大众日报》社创刊时的报头都是她设计的。可想而知，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起了多大作用。从山东抗日根据地来看，打大仗的时候不多，主要忙着发动民众参军、宣传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以动员我们自己人来抗战。那么这些工作都是谁做的？就是这些从大城市来的有文化的、爱国的热血女青年。我觉得从这点来讲非常值得研究。

    记者：这些抗战女战士愿意和你讲述这段历史吗？

    张西：可能我的祖籍是山东的原因，小时候我是跟着我姥姥长大的，我姥姥是妇救会主任，我看到她们也觉得有亲切感。

    这些女八路军战士说，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一辈子也没说过，跟自己的儿子、孙子都没说的话，却跟我说了。后代们对老一代的事情不感兴趣，认为太久远了，那点事有什么好说的呢？但她们有倾诉的欲望，这个时候我出现了。我跟每个人的交流不需要几分钟，马上就成为黏胶了，最后成为好朋友。我现在都害怕接到她们的电话，一通电话，我就害怕知道她们现在已经谁不在了。我有时候就后悔，我不采访这些老人多好，我采访年轻的，比如20多岁的艺术家们，体育健将，年轻的工作者，你可以跟他一起成长，等他到中年的时候你已经成了老太太了。

    记者：在采访的同时，还拍了纪录片？

    张西：这跟我学的专业有关系，因为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了几年书，出来之后我并没有想到做电影，因为中国的电影现状我真的不喜欢。但是它让我掌握了一个手段，那就是纪录片。纪录片能够帮助我在研究的同时做辅助工作。比如说当我去采访第一个女八路军战士的时候，她已经得癌症了，八十多岁了，我突然想，我下次还能不能见到她。我回来马上购买了DV设备，每到一处我就请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搞摄像的，或者搞编导的，只要他们有空就跟我去一趟。

3.她们没有一个说后悔的

    记者：她们怎样评价和回顾这段历史？

    张西：她们没有一个说后悔的，全都不后悔。她们说我们出来就是解放妇女，就是解放全人类，我们就要建一个新中国嘛。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她们很有成就感。

    记者：现在和采访对象还联络吗？她们怎么看待这本书？

    张西：我把我整个寻访过程的每一个电话和联系方式，全都整理出来，给她们每人寄了一份。她们现在每天互相打电话，这些人几十年都不来往了。对这群老人来说，她们既不愿意再提过去，又希望和人讲讲这段过去。这场战争的指挥者叫周春全，最后的十年是植物人，所有的战友、学生来看他的时候，提什么他都没反应，一提大青山他的眼角就流泪，因为死的人太多了，他太怀念了。

    她们认为《抗战女性档案》是写八路军里面的最真实的一本，这对我是最高的评价。 

    记者：采访中最难忘的是什么？

  张西：有一个女八路军战士，87岁了，却在电脑里写回忆录。有一天，我给她打电话，问及回忆录的进程之事，她不好意思地说，最近没写，光玩呢。我说阿姨你该不会是玩电子游戏吧？她说可不嘛，我就玩电子游戏。还有好几个女八路军战士在上老年大学，有弹钢琴的，画画的。从这些人看到一个人的晚年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她们的理想很执著，她们的心态很单纯，很可爱，很亲切。而这些好的品质，我们因为急于在忙碌的社会里追求生存，可能很多东西都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