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李捷

2009年12月30日09:23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毛泽东的名字铭刻在中华民族灵魂深处，毛泽东的智慧和丰功伟业集中着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全部奋斗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属于20世纪，也同样属于21世纪。今天，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向毛泽东学习什么？概括起来说，应该向毛泽东学习的是三种能力和两种精神。

一、学习毛泽东在迷惘中判断形势、把握方向的能力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出现过许多重大发展关头，也出现过许多发展的转折。在这些时刻，真正能把态势判断得非常清楚的人凤毛麟角，而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非凡判断能力的人。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应该怎么走？中国共产党应该把领导中国革命的重心放在哪里？绝大多数人想到的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没有错，但把它作为革命的具体模式加以运用，就会出现问题，而当时的党中央就是这样做的。“八七会议”后，党中央的领导机关迁到了上海，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目标就是要走北伐原来走过的那条路。事实证明此路不通。

就在“八七会议”前后，毛泽东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征求毛泽东的意见，看是否一块去上海，毛泽东回答说，我要到农村去，和绿林好汉交朋友。这样才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实践出真知”。毛泽东最初也没有自觉地要到农村去创建革命根据地。当时湖南省委命令秋收起义的部队会攻省会长沙，实际上还是搞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暴动。毛泽东是奉命执行的，但在领导起义的过程中，他很快就发现凭借起义军现有的力量，不要说去打省会长沙，就连浏阳这样的县城都攻不下来。于是，他说服大家，集结起义军剩余的部队，来到罗霄山脉中段，创建了中国农村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有一个主观的或者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东西预先设定在那里，一切都遵此进行，似乎这就是历史发展规律。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不是什么先知先觉，而在于大家都在实践之中，他能够比其他人更早地发现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找出新的出路。我们判断形势，碰到迷惘之后，也同样需要这样的精神。但是千万不要把它理想化，不要以为事情一来，就可以精确地计算到将来会如何。我们的要求是，经过一段实践，力争比较早地做出科学的判断，把工作中的盲目性减少到最小。这就是毛泽东给我们的启示。

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面临着如何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十分落后偏远的地方，怎么能够凭借一支弱小的力量在敌人的缝隙中求生存、求发展？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政治影响，使之波及全国？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做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决定。但下一步怎样把这个棋做活？有的主张往新疆方面发展，背靠苏联老大哥，打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但毛泽东不这样看，他主张向东发展，东渡黄河，到山西去，并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完整方案。他指出，东面的华北地区是中日民族矛盾的一个焦点，也是民族抗日呼声最高涨的地方，同时也应当是我们高举抗日义旗、有所作为的地方。但是，党中央内部大多数同志都不赞成这个方案。毛泽东非常耐心地说服了党中央的多数同志。

为了实现向东发展的目标，毛泽东派刘少奇到北方去重新恢复力量，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刘少奇不负众望，很快就掀起了全国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高潮，同党中央在陕北的发展遥相呼应。

实际上，东征是一个战略试探。通过这件事，毛泽东又坚信一条，国民党的营垒内部是可以分化的。东征不久就有了周恩来和张学良的“肤施会谈”。这以后，西北逐渐形成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大联盟的新局面。红军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实现了以发展求生存的目标。

通过西北抗日大联盟，又进一步验证了我们有力量做到逼蒋抗日。最终是张学良、杨虎城这两位爱国将领帮助我们实现了逼蒋抗日。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这是策略上的重大转变。没有这个转变，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能迅速建立。

这又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在社会大变动、大转变的时候，在出现一个新的变局的时候，就要看你有没有迅速地判明形势、当机立断、果断行事的能力。光判断形势还不行，还要善于在关键的时候在关键的地方助上一臂之力。西安事变是突发事件，但是它的酝酿确实是沿着一个历史的轨迹在发展，中国共产党确实是它的推动者。而西安事变的发生，极大地推动了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进程。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驾驭形势、驾驭局面的能力，这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来说至关重要。

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也有一个判断形势、把握方向的问题。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两极格局下，像新中国这样的弱国怎么办？毛泽东认真研究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做出了“一边倒”的决策。依据这一决策，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紧紧依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确保了我们的国际地位，使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有了外部保障。中苏交恶以后，我们又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发展依托，这就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其实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外交实践的继续。后来，毛泽东把这一理论发展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我们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依托，到20世纪70年代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随后又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打开了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从这里，可以悟出一个道理，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再加上抓住发展中稍纵即逝的机遇，就可以收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二、学习毛泽东善于总结经验、善于理论思考、善于把握规律、把握本质的能力

实践和理论之间，有一座桥梁，那就是总结经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不断总结经验、推动理论创新的党。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善于把经验上升为理论，特别是能把经验的东西上升为规律和本质的东西。为什么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只能是毛泽东呢？道理就在这里。但是，毛泽东创立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同样离不开别人的经验。从经验上升为理论，由实践创造转化为理论创造，既是集体智慧和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这一群体的杰出代表的思想结晶。这是一个辩证法。

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字诀”就是集合了当时许多方面的经验和智慧形成的。毛泽东刚到井冈山的时候，先到宁冈做社会调查，在上山之前先摸清井冈山周围的社会、民情、政治、经济情况。他在调查研究中得到了一条重要的经验。他后来跟大家说，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朱聋子打仗很有一套，同官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这句话启发了毛泽东。他把这句话改造了一下，叫做“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军队不会打仗还是不行，但是死打硬拼也不行。在总结经验方面，毛泽东很有心，也很用心。后来，他又总结井冈山斗争和万安农军打游击战的经验，提出了十二字诀：“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朱毛会师后，井冈山地区红军的力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很快，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共同总结下提出了十六字诀。原先的“敌来我去”变成了“敌进我退”，后两句“敌驻我扰”、“敌退我追”都没有变，很关键的是在这两句话之间加了第三句话：“敌疲我打”，把原先的“十二字诀”升华了。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不像土匪武装，不是为了占山为王，而是要解放全中国、实现革命理想。光打游击、只图生存，不是红军作战的目的。这十六字诀，表面看十分简单，却充满了辩证法，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后来我军一整套战略战术都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在历史的延续和发展之中，毛泽东这种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和别人的经验并把它们上升成为系统的理论的能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毛泽东还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他虽然一天军校也没有上过，却成为世界上公认的战略家、军事家。很多人写回忆录，说毛主席是常胜将军。毛泽东自己却说：哪有什么常胜将军！我学打仗是怎么学的？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就是从失败中摸索怎样才能打胜仗。遵义会议是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的伟大历史性转折，照一般人的理解，这以后中国革命就会一帆风顺了。事实并非如此。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指挥的第一仗，也就是青冈坡战斗就失利了。这才有了被刘伯承元帅称作妙笔生花、用兵如神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典范的“四渡赤水”之役。而这个妙笔生花的范例，是从败笔开始的。先有败笔，才有妙笔。关键是毛泽东善于从失败中总结成功之道。这个事例告诉我们，作为肩负党和国家发展重任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坚韧不拔的心理承受能力，要时刻做好遭遇挫折、遭遇风险的准备。要有超出常人的承受能力，要有处变不惊、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能力。这里最关键的就是要善于总结，特别是要善于从理论上总结，透过现象把握规律、把握本质。

三、学习毛泽东识人、用人、团结人、爱护人的能力

毛泽东在识人、用人、团结人、爱护人方面十分突出。他曾经讲过，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领导者的责任，第一是出主意，其次是用干部。他还把知人善任、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作为我们党的基本组织路线。

毛泽东对邓小平一直是刮目相看、爱护有加，作为接班人之一来精心培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