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以新的视角拓展毛泽东思想研究新视野,挖掘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发挥毛泽东思想的恒久魅力。 20世纪中叶,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辛,开辟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使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深刻变革。毛泽东思想教育、哺育、影响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中华儿女,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深深地融入我们的血液之中。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早已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推移、时代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学术界和理论界需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进行深入研究。 一、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开辟伟大历史新纪元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宏观上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从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来把握,二是从毛泽东思想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历史功绩来定位。 1.从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这一理论层面来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认识和理解: 第一,正确认识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从党的文献来看,对于毛泽东思想科学内涵的阐述比较严谨的有三次:其一,刘少奇在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正式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之继续发展”。[1]这些论断充分揭示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民族化的结晶。其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评价并论述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现在所通常采用的就是该决议。邓小平在领导这个决议的起草过程中,反复地强调这个决议的核心就是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分不开的。在粉碎“四人帮”、批判“两个凡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后,中国社会面临着两个课题必须回答:一是中国向何处去;二是如何科学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二者密不可分,其中关键就是如何科学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兴旺发达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以集体智慧,经反复斟酌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终于做出定义性的科学论断:“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2]这次阐述与七大时的阐述没有原则的不同,但也有很大的差别,表述中有两个创新之处:一是增添了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二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据此,毛泽东晚年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显然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因为是被实践证明完全错误的理论。这就把作为科学概念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个人晚年的错误思想区别开来,让我们能够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排除了对毛泽东思想采取语录式机械式的运用、使其神圣化教条化的错误。其三,党的十五大在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基础上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和评价又有两个创新之处:一是把毛泽东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强调指出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二是把毛泽东思想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3](增添了“和建设”)。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主体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下,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主要是国家与革命学说、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以及“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中的思想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创造性地丰富发展的理论结晶。其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与革命学说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其实质是剥削阶级镇压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4]所以,被剥削被压迫阶级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就必须首先夺取政权,革命阶级只有掌握了国家政权,才有可能实现革命的最终目的。无产阶级必须坚持暴力革命原则,必须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5]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其二,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告诉我们,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一般地反对本国资产阶级,而是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压迫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因此,无产阶级要联合本国的资产阶级反对共同的敌人。“殖民地革命在初期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如果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来领导,革命群众就将逐渐获得革命经验,走上达到最终目的的正确道路。”[6]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明确指出了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基本道路和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应采取的基本方针、基本策略,这些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对党的二大影响深远,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正确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制定了最低纲领;二是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为国共第一次合作奠定了的基础。其三,列宁“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中的思想理论。1905年列宁面对俄国革命的新形势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只有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农民结成联盟,才能够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应不失时机地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在民主革命阶段要与资产阶级作必要的妥协。上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第一次阅读《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后得到了深深的启发和教育,并把书送给彭德怀。据彭德怀回忆,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7]。后来党内有人犯了“左”派幼稚病,毛泽东又和彭德怀说,如果早得到这本书,我们就不会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第二,正确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来的。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著名报告,其中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8]这就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并强调它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9]实际上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要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代替洋八股和教条主义,以民族语言形式来表述。根据毛泽东字里行间的叙述和历史经验的实际来看,人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上主要取得两点共识: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反对教条主义;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比较特殊,主要指中国的社会性质,当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现在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当然,还包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总结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用一句话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成果。 第三,正确理解历史性的飞跃。按哲学观点,飞跃系指量变到质变的突变过程。历史性的飞跃是把哲学的概念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把飞跃引申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系指解决重大历史性课题,在理论上有重大突破性跃进,用以表述毛泽东思想,更彰显出它伟大里程碑式的历史地位和恒久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历史性课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历史课题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因此必须解决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这个道路怎么走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开辟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并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指引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功地解决了近代百年史上从未解决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在这之前虽有结合,但不能说是飞跃。而标志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完成则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此后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第一次飞跃后继续丰富和发展的问题。毛泽东也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