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性格 资料来源:石家庄新闻网 2014年10月7日 □李世琦 关于鲁迅的性格,在他还健在的时候,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褒之者说他为人热情,同情弱者,爱护青年。贬之者则说他为人刻薄,气量狭小,动辄骂人,言词犀利,不留情面。应该说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够客观、全面。 我想从一首诗说起。鲁迅逝世时,有一位不太出名的诗人周弃子,写了两首七律《悼鲁迅翁》,其二后四句为:“臧否岂皆无得失,罪功不免有褒弹。持平两字狂兼狷,为定千秋与盖棺。”诗人最大的特点是敏感,用精辟的文字概括事物的特征,这“持平两字狂兼狷”一句深见功力,抓住了鲁迅性格的根本特点,远超出那些学者连篇累牍的文章。 周弃子说鲁迅的性格特点是“狂兼狷”,堪称切中肯綮。这个概括不涉及意识形态,只评说性格特点,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聪明又高明。说到鲁迅的狂,这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以鲁迅的见识的卓异,学问的渊博,才华的出众,在民国时代自然是鹤立鸡群,无人可与比肩,就是到了如今,仍然没有人赶得上,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无需讨论,他确实有狂的资格,狂的道理。鲁迅的友人曾举过鲁迅对待老师章太炎的例子。章太炎是近代大名鼎鼎的思想家、革命家、国学大师,也是有名的狂人。鲁迅留学日本时曾师从章太炎学习文字学,受益匪浅。鲁迅对章太炎从学问到为人都很钦佩,受其影响很深。他逝世前十天,曾写出《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离世前最后一篇文章是《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是未完稿。可见先生对老师的感情之深。在文章中,鲁迅称章太炎精神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但即使是章太炎,鲁迅也能够做到不迷信,不盲从。他的同学许寿裳回忆,在东京从太炎问学时,一次,太炎问鲁迅文学的定义,鲁迅回答:“文学与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太炎说这样的定义虽然比前人有进步,但仍不恰当。他说郭璞的《江赋》,木花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默然不语。出门后,鲁迅对许寿裳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可见鲁迅“吾爱吾师而尤爱真理”的独立思考精神。对太炎晚年“用手造的和别人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也提出了批评。对于历史上和当代的许多大人物,鲁迅都有其自成一家的评价,读者耳熟能详,不再论列。 关于“狷”,古人的解说有二义,一是洁身自好,“狷者,守分有所不为也”;二是气量狭小而性情急躁。一褒一贬,从两个释义上,均适合鲁迅。鲁迅自五四时代成名,后来影响日大,想借重鲁迅名声者大有人在。自离广州中山大学,与许广平到上海定居开始,鲁迅拿定主意,不再从事任何公职,而守住手中的“金不换”,指点江山,激浊扬清,夜以继日,写出了字字千金的作品,尤其是开创了“杂文”这一独特的文体,成为他一生中收获最为丰硕的时期,正所谓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虽然有不少论者对鲁迅集中精力写杂文未写长篇小说而惋惜,鲁迅自己却是无怨无悔的。虽然鲁迅上海十年未从事公职,但不等于他不关心公共事务。在此期间,他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中国自由民权同盟”,帮助青年作家,改稿、推荐、作序,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发起、推广木刻艺术创作,等等,特别是与中国 共产党合作,主持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翼作家众望所归的领袖。虽然左联中的人事纠葛让他伤心、烦恼,但他认为自己做了应该做的事。 关于鲁迅的气量狭小,他的骂人,七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明白。对于普通人,对于弱者,鲁迅从来都是心胸开阔、宽宏大量的,他曾经一再被那些生活窘迫的年轻人骗去钱财而无悔。他说不能因为有品质不好的青年就怀疑所有的青年。在青年作家、木刻家回忆里,鲁迅是那样的慈祥、温和,循循善诱,让他们如沐春风,受益无穷,终生难忘,胡风、萧军、萧红、台静农、黄新波,等等,举不胜举。 对有一部分人,鲁迅确实是气量狭小、尖酸刻薄的,著名的如梁实秋、陈西滢、林语堂、郭沫若、成仿吾等,是所谓名人,作家、学者、教授,他们是鲁迅的论战对手,应该说是互骂。更有甚者,造谣生事,攻击鲁迅,只不过他们的本领与鲁迅相差太多,不是鲁迅的对手,鲁迅只要一篇文章就能击中其要害,令其落荒而去,无力招架,脸面丢尽。还有极少数,如高长虹、向培良等,恩将仇报,激怒鲁迅,鲁迅一文发表,其原形立现,为公众所不齿。这样的人罪有应得,更不值得同情。自然,鲁迅也有骂错的人,如梅兰芳、李四光等,这样的人是很少的。还是周弃子说得好:“臧否岂皆无得失”,鲁迅也有出错的时候,这是我们不必为贤者讳的。 概括起来说,鲁迅性格爱憎分明,对友人满腔热情,对弱者帮助、体谅;对挑衅者则以牙还牙,战则必胜,这才是完整的鲁迅。 (作者为知名学者,现居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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