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柱

2009年11月27日19:08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作者简介：梁柱，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兼任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先后出版的专著有《毛泽东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探析》、《毛泽东思想若干理论研究》、《蔡元培教育思想论析》等10余部，在各种报刊发表了200余篇学术论文。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同毛泽东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伟大历史事件。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而且也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毫无疑义，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巨大功绩及其深邃的思想理论，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并对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大重要贡献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从理论和实践上成功地解决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相联结的历史课题，并通过实际的步骤加以实现。

　　中国社会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在这里，主要的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以取得民族独立，反对国内封建势力以取得人民民主；主要的群众不是工人，而是广大的农民。因而，在这样东方的落后大国里，如何把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正确处理最高纲领同最低纲领的辨证统一关系，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党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既区别又联系的关系，还不能作出正确的说明。虽然党内有一些同志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过理论探索，但毕竟没有形成全党统一的认识。相反，在党内却产生过或是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二次革命论”，或是要在民主革命阶段同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一次革命论”，这些错误主张曾长期困扰着党，并先后两度把中国革命导入歧途。这既不能完成当前的革命任务，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前途。

　　毛泽东代表了我们党在这方面探索的正确方向。早在大革命时期，当全党尚未完全摆脱“二次革命论”束缚的时候，他就强调指出：企图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并提出：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应该首先建立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其“终极”目标才是实现“世界大同”。初步地指明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结。大革命失败后，如何判定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成为一个关系党的路线正确与否的重要问题。毛泽东正确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 正是根据地建设的实践和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斗争的经验，深化了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关系的认识。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上篇与下篇的关系，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结果。毛泽东说：“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 这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的指导原则。毛泽东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连结点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第一，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包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内的进步因素的生长点；第二，具有了相对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特别是在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内部，有正在成长的各种社会主义因素，为将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了条件；第三，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正因为这样，把中国的民主革命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就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唯一正确的选择。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既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它既存在资本主义的因素，又存在不断生长中的社会主义的因素，这将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行性了。” 毛泽东领导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就反映了上述特点。拿经济纲领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制度，毛泽东指出，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所以必须实行“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的方针。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还要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成分，以利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同时，对资本主义经济要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这主要是：一、不能动摇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二、要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和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使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方面得到限制，否则，任其自由泛滥势必危害整个国民经济。与此同时，毛泽东更强调新民主主义国家必须优先发展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经济，使这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导向的、决定性的作用，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强大的物质基础。这种立足于现实又为未来发展准备条件的策略思想，在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纲领中也都得到生动的体现。

毛泽东指出：“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 正是在这一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下，毛泽东带领全党在长期的、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中，既致力于领导当前的民主革命，又自觉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为将来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准备条件，从而胜利地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前途相联结的这一历史课题。因而能够在中国革命胜利并具备了基本条件之后，不失时机地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揭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篇章。

　　二大重要贡献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又一个重大贡献, 就是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领导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尔后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基本政治制度上，新中国建立伊始,毛泽东领导建立了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同这一国体相适应，在政体上，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政党制度上，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民族关系上，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是历史地形成的，是各族人民通过自身的政治经验进行选择的结果。它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保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现，从而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在经济建设上，在毛泽东时期尽管我们犯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但从总体上说，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巨大的。在这期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培养成长起一大批又红又专的各类建设人才，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丰富的经验。

　　应当首先指出,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不能不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其一，“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太少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新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的。其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的严密封锁。中国不仅不可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得到什麽援助，而且连通常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特别在建国初期，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战后争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同情和支持中国，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其三，我们还缺乏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毛泽东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 正因为这样，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犯一些错误，出现曲折，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难以避免的。只有深刻理解新中国经济建设面临的巨大困难，才会真切体会到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何等的可贵。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初步建立起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结束了解放前长期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状况，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多数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份（1936年），以铁路运输为主的交通运输业也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人民生活获得明显改善，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严重失业现象正在逐步消灭，人民政府还以最快的速度涤荡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倡导了良好的社会风气。这一切，创造了二次大战结束后医治长期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奇迹。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执行并有望提前完成的基础上，从1956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有过失误，付出过很大代价，但这仍然是取得巨大成就的十年。一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