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毛泽东主席利用党中央给他的休假时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等人陪同，乘专列南下徐州，然后溯河而上，分别在徐州、兰考、开封、郑州、新乡等地对黄河进行考察，最后经安阳回到北京。 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出京巡视，由此可见黄河在他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作为一代领袖，毛泽东主席知识渊博，通古博今，深知黄河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曾经产生的重要影响。  1963年毛泽东在火车上审批河北省水利规划图
王琳 摘要:毛泽东依据我国实际，从治国安邦兴利除害造福人民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治水思想，并把大江大河的治理与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新中国的水利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他的这一思想，对于当前和今后我国的水利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是一个水患灾害严重的国家，治水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就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我们认为，他一直高度关注着水利事业，并形成了治国先治水、防洪为主、全面治理、统筹兼顾、综合利用、调查研究、注重创新、尊重科学、保证质量等独具中国特色富有成效的治水思想梳理总结这笔珍贵遗产，不仅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需要，更是解决当前的水患问题，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 一、治国先治水 古往今来，国泰民安与风调雨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就成了治国安邦的首要问题。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在阐述中央苏区的经济政策时，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1］的著名论断。1958年，毛泽东根据我国农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技术成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2］将水放在第一位，突出了发展水利合理用水对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重要性。 正是基于对水利战略地位的高度认识，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6年间，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以改造山河的英雄气概，领导了大江大河的规划和治理，揭开了中国治水的新篇章。在当时国家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方面条件的限制下，首先解决了最迫切的淮河、永定河水患的燃眉之急。治淮、官厅水库以及稍后的荆江分洪、引黄济卫等大型水利工程，作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期间的四大水利工程，为以后的水利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毛泽东研究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规划，批准治理黄河。70年代，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开始建设。这些水利设施为抗御自然灾害为保障和促进农业及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解决了百余年来中国历届政府未能解决的问题，我国在70年代末扭转了历史上长期以来南粮北调的局面，即使是在十年内乱中，水利建设仍没有放松，农业生产的维持保证了全国人民有饭吃，党和政府终于渡过危机迎来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由此可见，毛泽东非常深刻地认识到治水与兴国安邦的关系，多次强调水利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把水利摆在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首位。 二、防洪为主，全面治理 熟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深知水患给国家带来的深重灾难。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毛泽东就把防洪放在首要位置，坚持全面治理的方针1950年6－7月，河南与安徽交界处连降暴雨，史、洪、淮、淠四河洪水并涨。7月20日，他阅读华东防汛总指挥部的电报后，立即批转周恩来:“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3］440并请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就目前防救和根本导淮两问题进行商讨，要求各省必须以治淮为中心，坚持全面治理的方针。他说:“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3］491 8月5日，毛泽东阅读了灾区灾情的报告，十分伤心，在“不少是全村沉没”、“被毒蛇咬死者”、“今后小灾仍极严重”、“多抱头大哭”［4］等处划了横线，指示周恩来:“请令水利部限日做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3］456 9月21日再次督促周恩来:“治淮工程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3］530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周恩来认真贯彻了毛泽东早日治淮免去明年水患的思想，在抓救灾工作的同时，加紧对治理淮河的具体部署。 有道是“华夏水患，黄河为大”，［5］正所谓“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6］据史书记载，较大改道就有26次。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十分关心黄河的防洪问题。1952年10月30日，毛泽东亲自察看黄河险工、石坝，详细询问大堤和石坝的修筑情况，指示一定要把这些大堤修好，而根治水患的重要途径在于对干支流水库的全面治理和水土保持工作，要求相关部门在干支流兴建大量水库处理拦沙泄洪，并制订长远的规划毛泽东指出:“不是几千个，要修几万个，几十万个才能解决。”［7］ 三、统筹兼顾，综合利用 江河治理存在着上中下游左右岸的利益关系。毛泽东认为凡事要以大局为重，局部必须服从整体，这样才能保证治水取得最佳效果。毛泽东多次出面调解地区之间矛盾，协调不同部门不同方面之间的利益关系，提出要把握好综合的经济效益、整体的社会效益和长远的生态效益，要主次分明，突出重点。并强调在立足于全局的前提下，要妥善处理好局部性问题。同时要求各省各地的水利建设工作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要以大局为重分工协作毛泽东认为治理大江大河防洪是首要问题，但同时也要强调要综合利用。对于长江的防洪与综合利用，毛泽东也做过认真的思考，1958年成都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指出在治理长江的规划中，要正确处理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等七种关系。其中，在火电与水电的关系上，毛泽东说:“我们的祖先从发现学会用煤，至今已2000年了，煤炭总有一天会用完的，地面上的水不用它发电，还是流走了，凡是能用水发电的地方就不要用煤发电了。”［9］ |
